一
在上海的很多中小学校园内，都有一个名叫“检校问诊室”的特殊空间。检察官化身“法治医生”，为出现问题的学生上门问诊。
普陀区有位初中生小魏，不仅多次旷课、沉迷网络游戏，还偷用母亲银行账户钱款为游戏充值，甚至殴打谩骂母亲。母亲因工作繁忙，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打骂、责备方式管教，亲子间矛盾冲突愈发激烈。
学校老师虽掌握情况，但也不知该如何处置，于是向该校的检校问诊室求助。检察官介入后，为小魏开出了一张“法治处方”：
先是依法联合教育等部门推动小魏到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，联动社工、少年司法专家、心理专家等，对小魏开展心理疏导、法治教育、戒除网瘾等帮教矫治。
同时，针对小魏母亲监护不力行为开展督促监护，向她送达《督促监护令》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，帮助她转变原先不当的教育方式，学会和孩子的良性沟通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，小魏已改过自新，母亲也改变了教育方式，亲子关系明显改善，小魏得以重回原校并顺利升学。
在上海市由671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的761所中小学中，检校问诊室已实现全覆盖。检察官在这里受理学校、教师、学生、家长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服务需求，进行分类化处置，以法治化手段协助学校处理涉校法律纠纷、犯罪预防、家校矛盾等“疑难杂症”，为学校完善校园安全措施、做实犯罪预防、防范学生欺凌、推进依法治校等提供法治支持。
二
像“检校问诊室”这样的做法，在上海还有很多。保护未成年人，上海向来是认真的。
作为中国未检制度发祥地，从1986年全国首个“少年起诉组”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创立起，上海未检工作已经走过了整整40个年头。
期间，未检工作的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完善。从最初仅针对涉罪未成年人，到如今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网络、政府、司法“六大保护”协同发力，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。
大格局，意味着保护未成年人不只是司法机关一家之事，而是全市上下，人人有责。
2016年7月，闵行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教师钱某侵害学生案。在审查起诉时，承办检察官考虑到，依照教师法，钱某肯定会被剥夺教师资格，但刑满后仍可从事其他与未成年人接触密切的职业。于是，在公诉时，闵行检察院建议将从业禁止建议全面覆盖到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培训、看护等工作，并获法院支持。
这是全国首例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从业禁止案。以此为开端，上海检察机关联合公安、法院、卫健、教育等部门，陆续推动强制报告、入职查询、从业禁止等制度的落实落细。
三
这里有必要讲讲强制报告。2021年6月1日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实施，首次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我国法律。
此后，国家机关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、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，应当立即向公安、民政、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，否则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该制度旨在让更多人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。但上海检察官在实践中发现，有些基层单位对该制度缺乏了解，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相关操作细则。
于是，普陀区检察院在全市首创了“强制报告联络员”，先后聘任了200多名“强制报告联络员”，范围覆盖医院、学校、宾旅馆、体育场所等。通过召开培训会、下发工作提示等方式，让强制报告可以真正落实。到目前为止，已通过该制度发现、处置侵害行为11件。
全市层面，近5年来已对1672起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逐案倒查，发现强制报告义务未履行的问题后，通过线索移送、情况通报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24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。
工作成效是显著的，近三年，上海检察机关起诉的负有监护、看护、教育等特殊职责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经强制报告发现的数量占比呈上升趋势。
如今，熟悉辖区情况的街道工作人员，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，长期从事妇女儿童维权的律师等等，全社会共同参与，一起织密未成年人防护网。
四
“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这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，感谢检察官姐姐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。”今年2月，金山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。
发来短信的是刚满18岁的巧巧（化名），她同时也是一名涉罪未成年人。去年年初，正在读高三的巧巧和一位男同学的聊天记录被校外男友发现，男友认为两人有暧昧关系，进而要求巧巧向该同学索要钱财作为“精神损失费”。
同学报警后，男友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提起公诉，巧巧则因案发时尚未成年，检察机关决定对其附条件不起诉。
上海检察机关透露，当前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初犯偶犯多、前期偏差行为突出、流动化特征明显等特点。如何妥善处置这些罪错未成年人，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针对巧巧的情况，检察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帮教方案，借助和团区委、区委社会工作部共同搭建的平台，要求巧巧在固定时间参加志愿服务。
8个月的考察期，巧巧获得了带教老师的肯定、同伴的鼓励，逐渐意识到自己原本的生活、感情状态存在问题，并开始有意识地去纠正。期间，她不仅顺利考上了大学，还和母亲一起进行一场短途旅行，母女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。
五
2021-2025年，上海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对751名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将98名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、专门矫治教育。
16岁的张某某是一名高中生，由于热爱计算机技术，他很快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“电脑大神”。然而，在不良朋辈教唆下，他利用脚本非法抓取某平台漏洞，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对外出售，获利8700余元。
检察官并未简单否定张某某的技术特长，而是积极引导其将技术“用在正途”。在考察期内，张某某积极参与社区网络安全普法志愿者活动，加入“网络安全防火墙”志愿服务项目。
此外，他还主动对某些网站进行安全测试，发现其存在信息泄露漏洞，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改进建议，从“黑客”变成了“红客”。考验期满后，检察机关正式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事实证明，未成年人的可塑性相对更强，很多罪错未成年人在接受正确教育后，都能顺利走上正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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